我们常常自夸我们制度的优越性是可以搞所谓举国体制，办个运动会或展览，动不动可以调动举国资源和力量，因为觉得举国都是我共产党的，可以不经人民、人大通过就调动一切。

讲话强调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其中的逻辑在于：如果固步自封，即便坚持也未必坚持得住。

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路线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三个善于为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指明了方向。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要在落实上求实效。以往，常将坚持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并列，但这次讲话特别强调了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落实既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行动。这些年的经验教训表明，照搬西方模式，既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取的。人才的成长离不开学问自由。

修德、讲学、徙义、改恶是相互关联的。各种民主的制度、程序和习惯应当在大学管理中得到充分体现。没有自由，创新型人才更无从谈起。压制言论的做法最终会导致统治秩序的崩溃。

这些活都表明示人以有我的自我意识和担当精神。(卫灵公篇第十五)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讲学当然包括议论执政之善否。自由是人才辈出的摇篮和土壤。(宪问篇第十四)将言论与行为严格区分开来，这是在法律上保障言论自由的重要条件。然而大学应有的这些基本特质在中国的大学正在逐步丧失。

对于不善之政和暴政必须允许以讲学来抨击和批评。随着中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逐步深入和推进，国际人权公约所保护的这些自由将为中国人才辈出和民族创新提供广阔的天地。狂妄自大者被其幻觉和狂热所驱动，不承认任何其他思想或学说的真实性。政治意见的自由构成表达自由的本质性和基础性方面。

（第二十二章）尽人性，尽物性，赞天地生生化育之恩，以宽容博大的胸怀待人接物，此种心境便是参赞天地之心。我之既无，人才何有？这种丧失自我的被迫无我状态既便与几千年前的古人相比，也实在令人汗颜。

庄子说天下脊脊大乱，罪在撄人心。孔子反对意必固我，而主张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言论不能自由表达出来，便无从真正知人。中国人才的大量涌现需要在理论上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关系。学是致知、致仁、致道的关键所在。人才的涌现需要伴随独立自主的人格精神和卓自树立的自我意识的崛起。压制良心人心的恶政措施只会招致更大的反抗。公民持有意见的权利而不受政府和其他任何组织包括私主体的任何形式的干预。

正如中共创始人李大钊所说，孔孟亦何尝责人以必牺牲其自我之权威，而低首下心甘为其傀儡也哉! 在封建集体主义的压迫下，一己意志之自由丧失贻尽。大学被政府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权力性利益垄断严格控制，缺乏大学自治制度。

人心的自由不羁实为天之所赋。任何宣称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的人不是狂妄自大，便是失去理智。

人必须具有不受外部灌输条件下的形成自己意见的自由。在求理求道的过程中人只能无限接近全理全道，而不可能掌握全理全道。

其实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无必然的联系。成圣人成仁人是一个漫长的终生不止的追求过程。极左理论家们经过长期营造，终于为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贴上了姓社姓资的标签。意见和表达自由又是其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检验标准。

正是这些自由构成人权体系的核心和基础。人们自认为掌握的道理即便是真实的，也不过是真理的某个侧面。

儒家相信天帝是超人的。人之所贵在于人应当是自己思想意见的主宰。

由宽容才能开出新外王的共和事业。《中庸》说：唯天地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

然而，中国的大学基本上都是缺乏民主的大学。古今中外压迫异议的现象大多源于狂妄自大。他不仅提倡议政评政，而且提出为政者对待批评意见的正确态度标准。对于此种天赋自由必须加以保护。

贼狂之人当政易于迫害异议者。儒家对人在掌握和认识真理方面的能力是持相对主义态度的。

他研究二者的关系得出结论说：故个人与社会并不冲突，而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亦决非矛盾。人只能逐渐接近绝对真理。

前述孔子关于子产不毁乡校的言论表明，讲学或学问自由无疑是培养人才的重要方面。如果说有谁掌握了全理全道，那就是上帝，是超人的外在神圣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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